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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燕菁:人口多少不能看人數 而要看人均資本占有率

5月25日,第18屆藍籌年會在北京舉行,廈門大學建筑與土木工程學院、經濟學院及王亞南經濟研究院“雙聘教授”趙燕菁表示,人口多少判定不是簡單用人數來衡量,而是要結合資本和人口的匹配,從人均資本占用率來考量。

5月25日,第18屆藍籌年會在北京舉行,廈門大學建筑與土木工程學院、經濟學院及王亞南經濟研究院“雙聘教授”趙燕菁表示,人口多少判定不是簡單用人數來衡量,而是要結合資本和人口的匹配,從人均資本占用率來考量。

以下為趙燕菁演講內容節選:

“七普”公布后,社會議論非常多,特別是對深刻影響了中國幾代人的計劃生育“國策”到底是功還是過?計劃生育是應堅持還是要放棄?是否要追究當初提出后來堅持這一政策的責任?當初反對計劃生育的被證明是正確的了嗎?。。。。。。等等。

我認為所有這些問題的回答,不能就事論事,正確的馬后炮并不能保證未來的決策也是正確的。我們不能把當年的決策放到今天的場景里,然后傲慢地認為我們比當時的人更聰明。一個顯而易見的追問就是,為什么計劃生育提出來時,中國只有6、7億人口,那時會認為人口過剩,而今天我們人口總量翻倍,14億了,反而有人覺得人口不足成了大問題?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必須要有一個正確的分析框架,只有在正確的分析框里,才能將人口問題還原到真實的歷史場景。

可惜這樣的分析框架在經濟學和人口學里并不存在。現有理論框架沒有一個能回答何以人口總量少的時候人口過剩,人口總量多的時候人口卻反倒不足。現有理論中,可以勉強被我們借鑒的理論主要有兩個。一個是人口學里的“馬爾薩斯陷阱”,一個是經濟學里二元結構理論的“劉易斯拐點”。下面我就在這兩個理論基礎上,提出我的分析框架。

所謂“馬爾薩斯陷阱”就是在古典世界里,生產資料,主要是耕地、牧場,是按算術級數增加的,速度越來越慢;而人口是按幾何級數增長,速度越來越快。達到一個臨界點,就只有通過饑荒、戰爭、瘟疫大量消滅人口,才能恢復生產資料和人口的平衡。無論西方還是東方,人類歷史反復證明了馬爾薩斯的正確性。顯然,如果人口增長不能伴隨開疆拓土,抑制人口增長速度就是延緩經濟走向崩潰的唯一條件。

所謂“劉易斯拐點”就是在現代經濟里,不僅只有農業一個部門。農業部門勞動生產率的價格“無限”地向非農部門提供勞動力。一旦非農業部門增長吸收的勞動力快過農業部門勞動力增加,勞動力市場就會從供大于求變為供不應求。由于這個轉變是非線性的,所以存在一個“拐點”,越過這個“拐點”后,勞動力價格就會從農業生產率決定,轉變為非農生產率決定。反映在勞動力市場上,就是勞動力價格急速上升,勞動生產率低于邊際上勞動力價格的產業就會衰敗(首當其沖就是農業),甚至退出經濟分工(產業外遷)。

現在我們把這兩個不相干的理論合并為一個更一般的陳述,將經濟要素分為資本和勞動,資本是馬爾薩斯框架里的耕地和劉易斯框架里的非農部門;勞動相當于農業部門和非農部門的人口。資本是未來勞動創造現金流的貼現。這樣我們就可以得到一個資本和勞動關系的恒等式。資本和勞動分別在等式的兩側,據此我們可以得到一個資本和勞動鏡像關系的假說:資本不足,人口一定過剩;資本過剩,一定人口不足。換句話說,人口過剩與否,是相對資本而言的。人口和資本過剩還是不足,是由雙方互相定義的。

回到計劃生育提出的歷史場景,1962年黨中央、國務院提出《關于認真提倡計劃生育的指示》時,中國剛剛經歷了建國以后最強烈的一次“內卷”——“三年自然災害”。所謂“內卷”在我的框架里就是勞動增長快過資本增長導致人均資本下降的一種經濟過程;“外卷”則是其逆過程,資本增長快過勞動的增長。由于建國后人口相對于耕地快速增加,中蘇關系破裂后,外部資本來源斷絕,資本相對人口的驟然萎縮,導致中國經濟迅速陷入馬爾薩斯陷阱。所以我們看到當時不僅僅有計劃生育,還有接踵而來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機關干部“下放勞動”。。。。。。這些都是資本急劇萎縮下城市人口過剩的必然結果。

計劃生育的本質是通過限制人口增速使之與資本增速相匹配。為什么要通過國家推動計劃生育?因為計劃生育必須是集體行為,在資本有限的經濟里,增加人口是一個家庭獲得較大資本份額的理性決策,因為在一個依靠家族成員互保對沖風險的經濟里,成員數量的增加在資源有限的經濟里,有更大的生存機會。但每個家庭的“理性”合成起來就是集體的“謬誤”,每個家庭成員增加越快,整體經濟走向馬爾薩斯陷阱就越快。在資本極其短缺的60年代,如果沒有計劃生育,下一次“自然災害”會很快到來。正是因為集體理性與個體理性相反,所以必須通過“計劃生育”才能保證每個家庭不能侵占其他家庭的生存機會。這也解釋了當年計劃生育阻力為什么會這么大。

現在我們就可以回答前面的問題,為什么人口7億的時候人口過剩,14億人口反而會不足。因為人口過剩與否不取決于人口總量,而取決于相對資本總量的變化。在資本增長緩慢的階段,抑制人口增長是延緩馬爾薩斯陷阱到來的唯一手段。不管計劃生育本身有多少問題,這是人類歷史上抑制經濟“內卷”的最偉大的嘗試。其是否“人道”所對照的參照系應當是戰爭、饑荒和瘟疫。站在今天的立場指責前人的“錯誤”,不僅傲慢,而且愚蠢。

中國資本增速長期低于人口增速。就業不足是政府長期的頭號焦慮。這個現象一直持續到本世紀初。大家一定還記得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朱镕基內閣提出經濟增長一定要保8。因為增速8%才能保證創造出足夠的非農就業,使得經濟不會再次內卷。如果沒有計劃生育,經濟增速保的就不僅是8了,而是要更快。

時至今日,我們有14億人口,反而出現勞動不足,全國性的“招工難”、“用工荒”,導致工資快速上漲導致企業外遷。城市之間的搶人大戰,使得人口凈增加超過GDP成為城市競爭力的關鍵指標。詬病多年的“戶籍”問題,忽然不復存在。按照我們的框架,一定是資本已經從不足變為過剩,而且資本的規模和增長的速度遠超我們的想象。反映在人口上,就是生育率急速下降,而且在放開二孩后并沒有出現預期的增長。

中國歷史上一直缺少資本,什么時候突然增加了?只有找到“劉易斯拐點”,才能判定計劃生育什么時候從“合理”變為“不合理”,才能正確評價計劃生育的功與過。在經濟增長中,資本超過勞動的哪一點是一個反復焦灼的“過程”,只有通過勞動工資的長期增長在事后確認。但中國不同,我們可以精確地找到這個“點”,不僅可以確定到年,而且可以精確到“日”——2004年8月31日。從這一天開始,所有建設用地都需要招拍掛。眾所周知,中國的最大的資本來源就是土地。同土地資本市場相比,股票、債券、期貨市場的規模可以基本忽略不計。

從這一天起,中國地方政府土地收入急劇上升,從幾百億、幾千億到上萬億,去年是8萬多億。但這遠不是全部,通過土地招拍掛和住房二級市場定價的資產,遠超世界上所有主要的資本市場。作為抵押品衍生出巨大的資本,創造出巨大的債務。大家知道債務就是資本,體現在金融系統中,就是創造出了讓許多不明就里的人驚恐萬狀的海量貨幣(M2)。常有人把美國的股市、日本的債市和中國的房地產并稱為世界資本市場“三大泡沫”,實際上,這兩個市場和中國土地市場相比根本不在一個數量級上。

也就是從這一天起,中國開始在所有重資產領域——城市、基建、軍事、科教、創業——展開與全球所有國家的競爭。一個發展中國家的資本超過發達國家,這在世界歷史上是從未有過的。說中國破壞了資本國和勞動國分工的國際秩序并沒有錯誤。最近有一種說法,說是公知麻痹了美國精英,欺騙了美國決策者。其實,2004年之前,中國崩潰論是正確的,只是時間早晚問題,2004年土地市場的爆炸及其隨后的快速裂變,才使得中國逆天改命,讓章家敦、黃亞生們的預言淪為學術笑柄。

最早提出中國“劉易斯拐點”出現在2004年的,是人口學家蔡昉。當時我們沒有感覺出來,正是從這一刻,中國資本增長速度有史以來第一次超過了人口增長。下面這張圖反映的是亞洲主要國家勞動價格與資本價格之比。大家可以看出2004年之前,中國的勞動力一直很便宜,2005年這個曲線突然變得異乎尋常的陡峭,唯一解釋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中國資本突然增加,變得非常便宜,而勞動的價格在持續上升。其結果一定是資本快速過剩,勞動快速不足。如果這個曲線是對的,那么中國生育率下降的速度一定比日本還嚴重,在東亞會接近韓國。

現在,我們可以評價計劃生育政策的功過是非了:在2004年以前,計劃生育不僅正確,而且必須。由于計劃生育的減少,使得中國2004年之前很可能躲過至少一個“馬爾薩斯陷阱”。但2004年以后,計劃生育則應當立刻放棄,甚至應當走向鼓勵生育。大量的資本剩余很快將導致中國人口從過剩轉變為不足。2004年之前,計劃生育功大于過,張藝謀在之前生二胎應該罰;2004年之后,計劃生育過大于功,張藝謀生三胎應該獎。當然,2004年時,土地金融的效果誰也沒有料到,現在提這些都是馬后炮。但至少2014年,也就是10年后,就應當看得很清楚了。這時候用工荒在沿海已經很普遍,對土地財政的重新評價已經開始。之后再提出放棄計劃生育已經算不得什么“先見之明”了。

緊接著一個問題就是,現在放開計劃生育還有用嗎?答案是沒用。你可以用繩子拉動一個物體,但卻不能依賴推動一個物體。生育也是如此。很多人認為子女撫養成本上升是生育意愿下降的主要原因,其實更主要的原因是資本過剩。原來家庭為什么傾向于更多生育?是因為資本不足的經濟里,家庭成員互保是降低風險的最主要手段。而這資本充足的經濟里,社保、養老和住房對沖風險的作用遠大于子女。子女的效用在資本社會里降低,加上后代撫養成本的上升,共同導致了生育意愿的結構性下降。這是簡單放開計劃生育、甚至鼓勵生育根本沒有用的主要原因。日本、韓國等沒有計劃生育的國家生育率的下降也證明了這個推測。

鼓勵生育不是簡單發錢,因為子女的效用沒有了。沒有效用的東西,再便宜也沒有人買。要想鼓勵生育,就必須將資本與生育率掛鉤,新加坡的組屋條件,就和家庭掛鉤,不結婚就不能參加組屋計劃(后來放寬至40歲以后認為結婚)。我們也可以將養老金、社保分級,然后與子女多少掛鉤。保障房也是如此,子女多的標準高于子女少的。所有公共福利,從就學、交通、就醫,都要和子女數量掛鉤。要將社會勞動再生產作為新的“國策”,作為每一個公民應盡的義務。通過市場信號和計劃相結合,讓生育多的家庭占有社會更大的資本份額,讓生孩子變成有價值的經濟行為。

在新的勞動-資本結構下,城市的人口對策也要隨之改變。傳統的城市規劃里,人口增長是自變量,只要預測一個數,然后將其變成各類用地面積——基礎設施用地、學校醫院、商業等等——落實到空間上。換句話說,人口無需政策,只需完成空間與人口的“配套”。但是到了今天,城市規劃僅在數量上思考人口已經不夠了。有人把城市競爭簡化為人口凈流入的競爭,這遠遠不夠。相對總量而言,人口的結構更重要。因為人口問題對于城市而言,不是多寡的問題,而是城市財政是否可持續的問題。

由于養老金很快會成為城市財政最主要的支出項,城市人口結構按照養老金分為繳交養老金人口(就業人口)和不繳交養老金人口。不繳交養老金人口又可以分為不領取養老金人口(就業前人口)和領取養老金人口(退休人口)。人口規劃就是要確保繳交養老金人口的比重。因為一旦這部分人口比例低過一個點,養老金的收支就會難以恢復平衡。城市財政也就不可持續。當城市養老金缺口只能靠借錢或者轉移其他人的養老金填補,就會導致就業人口不可逆流失。一旦城市進入收縮狀態,城市資本市場會快速消失,低房價、低地價導致惡性循環,就像人得了癌癥一樣,非常難救。

大家現在一提推遲,就會群起反對,但很遺憾,這可能是挽救城市財政的唯一途徑。兩個原因,第一是人的壽命一直在延長,如果工作時間不變,較短預期壽命繳交的養老金可能不足以覆蓋較長的預期壽命。第二是教育年齡不斷延長,如果農民工16歲就業開始繳交社保,干到60歲,一個博士生,30歲就業,也干到60歲,少交14年社保,這是非常不公平的。正確的做法是每一個人預期壽命里,納稅時間占總壽命的比重應當是不變的(比如不能低于60%),晚就業就晚領取養老金。至于老人占用重要崗位的問題,可以通過制度上解決,比如轉為非領導職務。

城市規劃在分配資源時,要盡量吸引就業人口(繳交養老金),不要吸引耗稅人口(退休人口)、不納稅的人口。比如三亞弄了一大堆老人養老,沒有稅收,沒有貢獻,看上去人口凈增加了,長遠來看未必是好事。因為外國養老通過財產稅,可帶來持續收入,中國沒有房地產稅,賣地賺一次錢,但是稅收沒有增加,而養老社保消耗的是持續的現金流。當然,如果一個城市要轉型為養老城市,就要重新設計稅收結構,比如增加財產稅,降低增值稅等。前提是稅收設置權力要下放地方。

一般而言,人口是經濟的慢變量,會過很長時候才發酵,一旦發現有問題的時候,改是來不及的。勞動和資本的分析框架,給了我們一個新的工具來預測人口變動的趨勢并及早提出對應的政策。但是由于沒有合適的分析框架,政策反應非常慢,對“七普”的解讀還在爭論計劃生育的功過。而新的分析框架顯示,中國從幾千年的資本不足,突然變為資本大國,短短幾年之中,資本快變量使得人口也突然成為一個快變量。這就要求我們的人口政策必須急速掉頭。

(文章來源:經濟觀察報)

(責任編輯:DF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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